金沙注册官方网站柳传志是个有故事的人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精深的智慧,远大的抱负,无比坚强的毅力。他们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世的人们作出了表率,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以下是智睿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名人故事中关于名人故事_当年,他被柳传志“修理”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988年,孙宏斌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就进入“联想”,凭着热情与闯劲,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1990年他被破格提拔为联想集团企业发展部的经理,主管范围包括在全国各地开辟的18家分公司。 而那段时间正是联想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把手柳传志在香港筹备香港联想。孙宏斌凭借自己的业绩和柳传志对他的信任,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权威,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外地分公司,人由孙宏斌选,财务不受集团控制。更不可思议的是孙宏斌居然办了一份《联想企业报》,而且在这份报纸的头版突出企业部的纲领:“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更严重的是,在这个纲领下面还有企业部经理拥有“分公司经理任命权”等等。 回到北京,柳传志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发现孙宏斌确实有问题。但是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二把手,柳传志很有自己的一套。 柳传志对孙宏斌首先来了个缓兵之计,希望他能改。 1990年,在西山宾馆召开了一次联想高层会议。柳传志给予了孙宏斌很高的评价。又旁敲侧击地提到了孙宏斌在管理中的“帮会”问题。 不久,柳传志又召集了刊、宏斌直接领导的团队的人开会,再次批评“帮会”问题。只是这次孙宏斌没有被通知参加。意外的事情是。有孙宏斌的下属在会上公开顶撞了柳传志:“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是现代化管理。” 结局使会议戛然而止,不欢而散。 柳传志还是再给了孙宏斌一次机会。找孙宏斌最后谈了一次:“我们都是能力强的人,我领导不了你。咱们好合好散,联想的分公司你随便挑一个,你自己去干。”但孙宏斌拒绝了,说:“不必了柳总,我才26岁,我可以从头再干。”就是这句话让孙宏斌走向了深渊。 第二天一早,柳传志在企业发展部的会议上。宣布自己暂时担任企业发展部的经理,孙宏斌另作安排。从这一天开始,孙宏斌失去光彩。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10天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两年后,1992年8月22日,法院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判处孙宏斌有期徒刑5年。 住在三十多个人的一间牢房里,孙宏斌开始了反思。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从天堂走到了地狱呢? 他后来在和柳传志的谈话中说:“我反思这段经历,更多地找自己的问题。我当时年轻气盛,比较急躁,其实还是太嫩。很多事情想得太简单,出了这些事还是在自己。我不希望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幸好孙宏斌有了这样的反思,使得他后来重新又站了起来。 1994年3月19日,还有18天即将出狱的孙宏斌,借狱警托他到北京买东西的机会,专门去向柳传志道歉。 柳传志很感动,众所周知的一个细节是,孙宏斌表示希望能跟柳传志成为朋友。柳传志大度地说:“我从来不说谁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可以告诉别人你是我的朋友。” 1994年,孙宏斌急需用钱,柳传志出手借给了他50万元。1995年初,在柳传志和中科集团董事长周小宁的支持下,顺驰和联想集团、中科集团成立天津中科联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98年,联想和中科集团将全部股份转让给顺驰,公司更名为天津顺驰投资有限公司。 如果没有当年的一把手柳传志的宽容和支持,可能就没有今天如日中天的顺驰,也不会有顺驰的老板孙宏斌。如果不是孙宏斌反思后的理解。和解了与原一把手柳传志的关系,他的人生也不会由悲剧而演变成喜剧。

柳传志是个有故事的人。5 月 7
日下午,他跟我们几个不同年龄的人聊起他创业时的一个故事。在征求了他和他的同事之后,我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
从故事里,我试图还原出柳传志如何成为柳传志,他为人处事的原则、方法论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这可能会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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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

所有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人都会愣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人实在太著名,太被人爱戴,功成名就的时间又太长,关于他的信息似乎无处不在,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能够或者敢于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去妄自想一个如此敏感的问题的答案。

“如果当时周院长说,不能给你这个股份,不能给你们这个分红权,以你对我的了解,我会怎么办?”柳传志饶有兴致地问道。

1993
年,柳传志和他在中科院计算机所的同事们创办联想已经第九年,在接下来的一年,联想还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上市。这家由中科院出资
20 万元、在计算所 20
平米的传达室内创办的公司,已经是当时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它凭着联想汉卡大赚一笔,代理了
AST
的个人电脑,是惠普在中国大陆唯一的分销商,而且,自己也进入了个人电脑制造领域,试图在不断扩大的个人电脑市场上从包括
IBM 和惠普在内的巨头们手中分一杯羹。即使不考虑 20
多年后,联想集团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 PC 厂商、一家世界 500
强公司,并且雄心勃勃地要在包括服务器和移动终端业务上攻城略地;而到 2014
年,联想集团的母公司——联想控股则拥有约 2895
亿元的营业收入,并且会以自己“投资+实业”的模式公开上市;这也是一家看上去前途无量的公司。

只有一个问题:如果它的创始人并不拥有这家后来演变成联想控股,投资并成就过包括联想集团、神州数码、君联资本、弘毅投资等公司。就股权关系而
言,如果这是一家同其创始人和领导者毫无关系的公司,凭借着最初的 20
万元投资,中科院是这家公司的唯一所有者。如果是这样,这家公司能否成为今天的联想?

“我刚去办公司的时候,实际上更在意的是管理权。为什么会更在意管理权?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人,以前就是没活干憋的慌,这种感觉现在的人不会有
了。所以有事情做的时候心里很高兴,跟中科院计算所要的就是三权:人事权、经营决策权、财务权,至于将来挣了钱归谁怎么分配,没想!”柳传志说。

在经历了接近 10
年创业的煎熬之后,柳传志终于决定,是时候要去改变这个问题了。公司里那些新来的年轻人们也是推动柳传志去想“利益”问题的一个原因。1988
年联想招聘了 58
个应届大学毕业生,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杨元庆和郭为。同柳传志一起创业的中科院员工,都和柳传志年龄相仿,接受的一直是大公无私的教育,对国家和党有着死心
塌地不计回报的感情,可是这些年轻人却面临着更为现实的问题:结婚、买房子、生小孩……

当然,并不是只有柳传志和联想面对这个利益的问题。当时比联想名气还要大的四通,曾经在
1988
年请来包括吴敬琏在内的经济学家,为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的四通设计产权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中,首先将四通视为民间资本,然后,又建议将
70% 股权赠与政府、学校和中国科学院,另外 30%
则属于公司创办者。这个方案被政府和企业双方都断然拒绝。柳传志也听说了四通的努力。只是,他觉得,首先整个社会舆论还没有到承认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和创办
人有股份的时候;其次,连四通这样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尚且不能成功,“我们还是一个国企,一个科学院的企业,干脆我就连想都不想”。

还有另外的选择:人为抬高公司的经营成本,这样可以把利润最大程度地用在公司和公司员工身上;再或者,在自己经营的国有企业之外再成立一家公
司,悄悄将利益输送到这家自己人拥有的公司中,这在当时被称为“连通管”。这两种方法,直到今天也屡见不鲜。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这样,对于那些在民营
企业中的职业经理人也是这样,他们没有办法通过股权的方式分享公司的成长,就可能通过不那么正当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

这两条路,“第一条路实际上会带来企业的发展机会很少,很难做大事。第二条路,在边上办一个公司,同样的业务,中关村这样的公司多了,时机成熟
了辞职,到新公司去,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这件事当时来说完全是合法的,又没上市,也没什么董事会。但我要真这么做,到今天也可能公司的股份全部
是几个人的,但我内心里肯定是得不到安宁。”柳传志说。

于是,他选择了更为陡峭的第三条路:他直接去找了当时的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很坦诚地向这位德高望重并且一直支持着联想发展的院长说,他认为像联
想这样的科技企业,其创办者和经营者是应该有股权的。这个股权比例,被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定为
35%。之所以定为
35%,是因为太高了怕院里不同意,如果太低了呢,自己又觉得不甘心。

周院长倒是很干脆,爽快地认同了柳传志关于像联想这样的公司创办者应该有股权的说法。但是在派一位副院长去做了调查之后,才发现想要把股权分给
创业者并没有那么简单。联想属于国有企业,要想把国家拥有的产权拿出一部分分给创始人和经营者,需要经过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同意。显然后者不像中科院那么好
说话。于是,作为联想股权的全资股东,中科院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给联想的经营团队
35% 的分红权。通过这 35% 分红权拿到的钱,柳传志一直没动分文。一直到 2000
年,联想的管理团队用这笔钱从中科院手里买过来 35%
的股权。这个故事开始有了一个好结果。

这也是这篇文章开头柳传志之问的由来:如果中科院在当时断然回绝了柳传志和联想团队的请求,作为联想的掌门人,他会怎么办?

这个问题曾经被抛给过白岩松。白岩松犹豫了半天说,我觉得您还会继续在联想做下去。曾经追随柳传志多年,并且出版过《联想为什么》的陈惠湘也被
问过这个问题,陈惠湘想了想说,“连通管这事儿我知道您肯定不会干”,但是,如果光明正大去向院长要股份,却被院长一口回绝——并非没有可能,当时多的是
创业时期为了便利给自己戴上“红帽子”,最后在产权问题上有理说不清的公司案例,还从没有过一个国有企业经营者要求获得股权激励的例子——“辞职再做一个
公司很难,继续做下去就靠境界往前走,我想不好”,陈惠湘回答说。

柳传志卖完关子,自己回答:“我跟各位明说,不管哪位领导,我肯定不干,而且会很坚决。公司的东西我一分不会占,立刻就走。我不做那个窝囊事。”

后来在心里默想这个“如果”时,他甚至都想好了自己要怎么做:离开之后,他还会继续做个人电脑,因为“干别的我也不会干”。虽然那时候他已经接
近 50
岁,但是要知道,这个中国商业世界公认的“教父”——除了他自己总是抗拒这个称号,是从
40
岁才开始创业的,而按照曾为联想做传的作家凌志军的说法,大部分中国人,40
岁之后人生就进入了一成不变的状态。他有足够的自信,“那是我做出来的,按照我的年龄和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我觉得我能够(再次)做出来。”

“我也不说漂亮话。这就是我的性格。”柳传志说。

至于那些认为柳传志即使不能获得中国科学院的许可拿到股权,他也会继续待在联想,将这家公司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巨头级公司的人,他开玩笑般抱怨道:“我也挺奇怪,为什么人老觉得我会那么逆来顺受?”

2、方法

兹事体大。

一个叫李玉琢的人曾先后做过四通副总裁和华为副总裁,服务过段永基和任正非两位中国商业界的传奇人物。因为在当时的北京
IT 公司圈人脉甚广,任正非曾请李玉琢代约过段永基和柳传志。1995
年夏天,他陪任正非在深圳见段永基;1997
年年初,他又陪任正非在北京见柳传志。他发现,这三个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产权改革”。用今天的话,就是股权分配问题。这件事情被写在他的书《我与商业
领袖的合作与冲突》中。

1994
年的时候,柳传志还同另外一个中国企业家提到过这个问题。电子部开会,柳传志刚好和海尔的张瑞敏住在了同一个宿舍。柳传志就跟张瑞敏谈起来,联想正在试图解决公司经营者的股权激励问题。他说,他已经向中科院提出了申请,而且,院长已经同意。

欧洲杯外围 ,海尔集团和联想都创办于 1984 年——因为有这些公司的创立,作家吴晓波称 1984
年为中国公司元年,今天同样都被视为中国最早一批公司中的佼佼者。1994
年,海尔的声望甚至要更高一些,张瑞敏手持铁锤砸毁问题冰箱的事迹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一年他还提出了海尔的“日清日高”管理方法,对公司每天进行结果管
理。这一方法直到今天也还在被很多公司继续学习。

但是,张瑞敏当时更大的精力还是放在怎样把工作做好上,当时海尔服务带动销售的工作做得非常漂亮。

时间再往后推演十年。2004 年 7
月,长虹集团的总裁倪润峰退休。倪润峰被称为长虹教父,一手将长虹从一个偏居一隅的小工厂变成当时全球第二大彩电厂商。当天到长虹来宣布此事的四川省省委
常委、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甘道明也说:“没有倪润峰,就没有长虹的今天。”在退休之前,倪润峰对长虹的
MBO
之心早已路人皆知。但即便是倪润峰这样的商战强者,也没有办法完成此事。此前,2000
年倪润峰第一次退隐时,他就曾对专门前往看望他的柳传志表达过对没有及早谋划股权事宜的遗憾。

同样抱有这个遗憾,甚至为了这个遗憾还付出了过大代价的还有:褚时健、李经纬、郑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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