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勃勃的于连,逼迫市长夫人(于连原先的情妇)写信给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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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剧中人物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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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司汤达1830年出版了《红与黑》,随之,一个很特殊的艺术形象走进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牛虻,这真正的革命者,曾是新中国初期有志青年心中的英雄,而于连,这个外表俊朗,雄心勃勃的青年,曾像牛虻那样,一度走进大学校园,成为1980年代许多中国青年的偶像。在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成为偶像的年代,是否还有青年去阅读《红与黑》,是否还有人记得于连这个虚构的艺术人物?我不得而知。

还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学校图书馆义务管理员,得以每天除了上课,几乎都耗在图书馆,以致于中外大多数名著都通读了一遍。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司汤达的《红与黑》。

于连在教过他拉丁文的神父的引荐之下,到上等人德瑞那先生家做家庭教师,给这家的孩子教授拉丁文。不久,在力比多驱动之下,于连冒着被赶出或者被毒打的风险,爬上了比他大10多岁的德瑞那夫人的床。暗恋于连的佣人,出于对德瑞那夫人的嫉妒,向德瑞那先生告发了他。聪明的德瑞那夫人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危机,但就在这时,她的儿子却突然病倒。作为虔诚的教徒,德瑞那夫人认为这是上帝对于她的不道德行为的惩罚。为了儿子的康复,她发誓终结这场不伦情,并要求于连离开她的家。于连离开了,到神学院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在红衣主教的红衣的诱惑下,这场与德瑞那夫人的恋情很快被他忘到九霄云外。

 
《红与黑》的故事其实很简单,讲述的是19世纪,法国一个木匠的儿子,名叫做于连,体质弱相貌俊美,记忆力超群,智商高,敏感谨慎,野心大,崇拜拿破仑,因为擅长拉丁语,被推荐到本市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后来成为了市长夫人的情夫,事情败露后,去省会的神学院学习,后来因为才华出众被推荐到巴黎一位保皇派侯爵家当侯爵的私人秘书,期间征服了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侯爵女儿疯狂爱上他,还怀孕了,本来侯爵打算妥协,给于连地位和钱财,让女儿和于连到外地生活,但是最后教会势力介入,逼迫市长夫人(于连原先的情妇)写信给侯爵,告发于连是如何通过诱惑家中有支配力量的女人来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于连得知此事后,冲动之下枪杀市长夫人,被抓入监狱,市长夫人中枪后没有生命危险,于连开始后悔,发现自己一直爱的其实是天真可爱的市长夫人,于连最后被送上断头台,市长夫人三天后也自杀。

外表俊朗,雄心勃勃的于连,凭着自己的聪明机智,恰到好处的谄媚恭维,很快赢得了神学院院长的信任。半年后,院长调职巴黎,为了栽培于连,院长将于连带到巴黎,介绍给位高权重的德拉莫尔侯爵做他的私人秘书。办事干练的于连,总能高效的完成侯爵的私人任务,很快赢得侯爵的赏识。同时,口若悬河的于连,用似是而非的评判法国大革命的大胆语言,赢得了叛逆的侯爵女儿的芳心。侯爵不能接受一个出身卑微、来路不明的家伙占有自己的女儿。为了家族的体面,侯爵和于连达成协议:于连同意对于占有侯爵女儿的事情保持沉默,并离开侯爵家庭,侯爵则在军中给于连安排一个中尉的职位,让其实现自己的雄性壮志。

 
司汤达,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在小说《纽沁根银行》中借用人物之口称“司汤达是这个时代最聪明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
”!司汤达的墓碑上刻着“活过,爱过,写过”,大家一定印象深刻,当时我知道将来必定做老师,每天必定读书,可能会成为作家,还自己拟定一个自己的碑文“活过、读过、教过、写过”。

天真的于连哪里知道,侯爵在做出这一安排的同时,暗自通过教会的关系了解于连的过去。此前,德瑞那夫人的“风流韵事”就在贵族圈里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侯爵很自然就追溯到了德瑞那夫人那里。在忏悔神父的强迫和口授下,德瑞那夫人“为了神圣的宗教和道德”给侯爵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于连“就是您向我打听的那个人。他在我家的行为是绝对不可宽恕的”。

《红与黑》里面的主人公于连,出身穷苦,我也是,初中三年基本饿肚子上学。但是于连很努力地学习,加上自己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熟读《圣经》,为自己在市长家里谋得了一个教师席位。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于连是个励志青年,以为接下来就是于连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现实的于连深切迷恋着拿破仑,视拿破仑为信仰,从他最开始读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到当了家庭教师还一直携带着的拿破仑的头像,那个时候,拿破仑早已下台,也失去了民众的信仰,支持拿破仑的人自然无法在官场中立足,于是,于连就只能掩藏着自己的这份情感,甚至当着一些人的面出口批评拿破仑,只为了能获得这些人的信任,从这开始,就已经开始反感我们的主人公了,(司汤达也经常使用诸如“我们的主人公”这一类字眼,一开始出现的时候还以为会有第一人称的角色出场,结果通篇好多都是用“我们”,其实不知不觉,也真的跟着进入了维利埃尔,巴黎的生活,进入了于连的心理世界)。到后来,他多次用各种低劣的手段操纵德瑞纳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让她们对自己欲罢不能,就更是让人厌恶。

于连的将军梦破灭了,回头去做神父迈向红衣主教的路也死了。于连认为这一切都是德瑞那夫人导致的,于是他寻找机会向德瑞那夫人开了两枪。“红与黑”两梦同时破灭的于连只求一死,所以,向德瑞那夫人开枪后他并没有逃跑。法庭凭着“理性和良知”,为了“神圣的宗教和道德”,判处了于连死刑。于连周围的一切人,除了那个试图拯救其灵魂的神父还在行使上帝仆人的职责外,都退去了。

 
于连的学习精神值得效法,他的刻苦努力值得点赞,但是学习的目的和努力的方向却让我们警醒!于连的人生抱负具有极端的功利性,为了达到目的,居然做了很多让人不齿的不入流事情。

德瑞那夫人,原本就腻味了丈夫和一切贵族的虚伪,从于连踏进自己家门的那一刻,就深深爱着于连。她当初让于连离开,不是因为不再爱于连,只是因为天性的母爱,迷信拯救病中爱子的唯一办法是终止与于连的爱。她的所谓证明信是在忏悔神父的逼迫下完成的,不是自己的本意,她为此深深内疚。她不认为没有杀死自己的于连该领死刑,在得知于连被处死刑那一刻,她不顾丈夫的威胁,毅然别夫弃子,去探监于连,向他倾诉自己的心声,并在监狱陪伴了于连最后一个月的时光。于连死后的第三天,她在忧郁中怀抱自己的儿子离开了人世。

  在人生道路上,需要有人提醒你,不要偏离正道,否则现实版的于连会再现。

以上就是《红与黑》的故事梗概。在追求真爱的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乐于风月的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场随处可见的普普通通的风月事,在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看来,于连之“红黑两梦”的破灭和最后的人生悲剧或许只是出于偶然的不幸,换个时间和场景,他必然是一位改变历史的英雄,就如同于连自己以为的“要是早生几十年,遇到了法国大革命,我一定是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对于于连来说,能有利用价值的,他都极力作为跳板和工具。在与市长夫人的爱情中,于连是主动的,而且目的明确:征服。在这段感情中的市长夫人是天真单纯的,不知不觉陷入爱情许久后才发现,因为她从未有过恋爱的经历。然而对于于连而言,一切却尽在掌握中。他履行完了职责之后便心满意足了,忘记了这个他说爱的女人。

1980年代初,在大学里初次读到《红与黑》的时候,我对于于连所持的看法,可以说包含了以上这几种想法或者评判的全部内容。然而,人到中年之后,我不能不说这些想法或者评判的幼稚。当历史的日历翻到2012年三月和四月,我国现实中一个人物,忽然间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英雄的时候,我则无数次回望起《红与黑》中的那个于连,重新思考“红与黑”的涵义,思考于连悲剧的必然性。

   
然后,在他们的事情被告密后,市长夫人的表现却让于连真正爱上了她,而且从此不再改变。因为她的真实与纯粹,他卸掉了伪装。

如同我在《捂钱袋,谈风月》一文极力推崇的《简爱》一样,《红与黑》的主题显然不是风月或者爱情,风月和爱情只是外衣。追求真爱者,有权利为于连,尤其为德瑞那夫人落泪;好风月者,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理需要,遐想侯爵女儿的秀色与胴体,甚至少妇德瑞那夫人的床上功夫。但是,不为力比多和情欲支配的革命者,和任何的批判现实主义者,或者任何一个在追求阶级平等和人类自由的人,必须看到作者真正在做的是揭露宗教的虚伪,反抗宗教压迫,揭露政治的腐化,反抗阶级的压迫。

   
因为出众的才华,于连一路顺风走进了公爵府,成了公爵的秘书。好像做了公务员。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生命的第二个女人,公爵的女儿。这一次,于连成了被动。他的出于自卫的傲慢和对贵族庸俗谈吐的厌弃,以及不慎泄露出来的野心和卓越见解深深吸引了她。然而当于连被征服后,这位玛蒂尔德小姐却开始厌弃他。是的,没错,这位公爵小姐也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她厌弃贵族生活的平庸无意义,崇拜英雄行为并且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于连给她带来了新鲜感。当然,这样的人不喜欢太容易获得的东西,所以于连很快爱上她时就被厌弃了。

同样的一个故事,深者读深,浅者读浅。

   
为了获得玛蒂尔德的爱,于连做了许多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冷酷而且城府很深的人,却痛苦地隐藏着自己的爱。一旦温柔的爱说出口,他又将被厌弃。

那么于连人生悲剧的必然性在哪里?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去梳理。

   
在这两段感情里,于连想要得到什么呢?只是为了一种英雄式的征服感觉,一种自我价值的寻觅,但是于连谋杀德瑞纳夫人被审判的时候,于连在法庭上有了自己的反思:

首先,从浅显层次的爱情上看于连的人格缺陷。情场是炼狱,一个人对于女人与情爱所取的态度和相应采取的行为,基本可以反映出这个人人格中的优缺点。

   
“我不会向你们祈求怜悯,我不抱任何的幻想,死亡在等待着我,它是公正的,我居然企图杀死一个最值得敬爱的女人,德瑞纳夫人曾经像慈母般的待我。我的罪行是残忍的,而且是有预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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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的反思也具有社会意义,当一个社会阶层固化后,进取通道被堵塞,于连式的悲剧一再重演。于连自己说,“对蔑视的厌恶使我不得不说几句。我原以为能在临死前容忍它,先生们,我没有资格属于你们那个阶级。在你们的眼中,我只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奋起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我将受到极为严厉的惩处,因为事实上审判我的都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在陪审官的席位上,我没有看到一个靠自己的奋斗发迹的农民,都是一些愤怒的资产阶级……”

祁同伟自述出身

 
司汤达借着于连在法庭上的控诉揭露社会的真相,“因为在我的身上,凝聚了所有不安分的因素,这是一个穷苦出身的农民可以打破自己阶层的唯一出路——向权贵谄媚!先生们,你们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期待的吗?你们一直以来不就在搜罗有才华而出身卑微的年轻人试图让他们成为你们的奴隶吗?你们害怕他们取代你们的地位,可你们同样恐惧,没有有才华的人为你们贡献,你们穷奢极欲的生活将不过是空中楼阁。所以你们只是希望我们这样的人安分守己,跪倒在你们的脚下祈求你们施舍的残羹剩汁!”

毫无疑问,情场上的于连,勇敢,果决。他敢在和德瑞那夫人恋情没有开始之前,在她丈夫在场的时候,从桌面下伸过手去,强握她的手,敢在夜深人静,无视隔壁住着德瑞那先生,溜进德瑞那夫人的卧房占有她;敢在不明侯爵女儿发出的邀请的真相的时候,冒着被打死的风险,从后花园爬梯子跳进二楼侯爵女儿的房间,敢在被侯爵女儿“冷落抛弃”之后,先是拿剑对着她的喉管,后又在黑夜里再度冒死爬梯子入她的房间,从而彻底征服侯爵女儿。

 
如果,我说如果,在真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一个正常的社会必然有正常的发展通道,不正常的社会才会有于连式的悲剧,过去有,现在有,比如谷俊山,将来呢?

对占有女人于连奉行这样的原则:“马上前进,就像拿破仑说的,拿起枪冲锋”。他本来外表俊朗,气质优雅,所到之处,女人,无论老少,无不为之倾倒,再配以这样的勇敢和果决,情场上自然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抵挡。他不仅成功占有了德瑞那夫人和侯爵女儿,还在自己落魄的时候,让一个快餐店的美丽的女招待为他神魂颠倒,并且在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时候,还让那些矜持的贵族太太们,一个个为他的“美和俊朗”抛洒热泪。

 
新时代,相信能避免于连式的悲剧,没有红与黑,只有红!所有的,都在阳光下,就没有黑暗!

可以说,于连拥有男人在情场上具有的一切外在的优势。然而,他只知道一味挥洒自己的优势,他勇敢果决的开发女人的身体,满足情欲,却从来不关心女人的心灵。他的甜言蜜语,如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出来,而他对于女人心灵的了解,却如同干涸的河流,只有沙滩和乱石以及不知从何飘来的垃圾。无爱的德瑞那夫人厌腻了贵族丈夫的虚伪,把爱给了他,他一无所知,以为得到的只是德瑞那夫人的肉体。他被德瑞那夫人“赶出”了家门,他的第一心声是:“女人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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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德瑞那夫人的家,到达神学院报到之前,一文不名的于连衣衫褴褛闯进神学院边上的快餐店,花言巧语,不花一分钱,就从漂亮的女招待那里蒙得面包和咖啡,他信誓旦旦说对女招待一见钟情,发誓会来还钱,还要女招待下次见到神学院的学员要路过门前,就拿一朵玫瑰花站在门口等候他的问候。后来,痴情的女招待果然这样做了,而于连,为了自己的主教的前程,不敢这时候毁了名誉,居然目不斜视,对拿了玫瑰花的痴情的女招待,装着没有看见。

侯爵女儿崇拜革命,崇拜英雄,对敢于“拿了革命者情人的头颅去掩埋的女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并决意要做这样的一个女人,年幼的她,出于纯真和勇气,以及对革命者的崇拜,视口若悬河却对法国大革命一知半解的于连为未来的丹东,并为之献出少女的贞操,剪断一头秀发作为爱的誓言,还不惜毁坏自己的名誉,冲破家庭的阻拦,要随他这个未来的丹东,流浪天涯。可是,当她做出这一切之后,为了一个中尉的肩章和未来的将军梦,于连却义无反顾出卖了侯爵女儿的爱情,与侯爵达成了保全侯爵家族荣誉的协议!

于连把女人的肉体等同于女人。这个认识的误区,让他凭着个人的外在的优势轻巧占有一个个女人的肉体并赢得她们的心,无论她们是高贵的,如德瑞那夫人和侯爵女儿,还是“低贱的”,如德瑞那夫人的佣人和快餐店的女招待。一个如此对待人类一半——其中包含自己的母亲,姐妹和女儿的一半——的人,怎么可能具有完整的人格和真正平等的意识?其追求的所谓平等,不过是不被他人主宰命运而能主宰他人命运的特权,决不是真正的平等,正如德瑞那夫人或真或假的对他的指控:“贫穷和贪婪使这个年轻人,总是做出种种虚假和伪善,去引诱一个软弱和不幸的女人,并以此来取得地位,他假装大公无私,但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控制这屋子的主人”。

这一人格的缺陷,决定了于连为己的个人奋斗,必然遭遇其他已经占据有利位置的为己的集团的集体堵截,而不能获得成功,其人生的悲剧在所必然。

第二,从心理学层面看,于连被强烈的“自卑情结”笼罩。其自卑的根源,既不是弗洛伊德性心理学意义上的性压抑——他可以轻松获得性的满足,也不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的身体缺陷——他气度非凡,仪表堂堂,没有任何的身体缺陷,反倒是有人所不及的身体优势,而是其小木匠的阶级出身,这一卑微的出身,决定了在其所在的阶级遭遇强力压迫之下,他聪颖的天资和与生俱来的强势性格,毫无用武之地,他由此发生心理畸变,形成强烈的自卑心理。

强烈的自卑,导致他畸形的自尊,渴望摆脱外在的强力,自己成为强力。为此,他选择了个人奋斗,寻求自身这一个体的翻身解放。然而,这注定不是一天坦途,在这一奋斗过程中,他的人格被更大的强力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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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同伟的权力观

他的舅舅曾是拿破仑的侍卫队长,他想利用这个资源上位,未料却碰了一鼻子灰:被神父介绍到德瑞那先生家,他特地用了一个舅舅用过的上面保留有舅舅姓名的旧木箱装行李。当时离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复辟的历史并不遥远,贵族德瑞那先生对于拿破仑侍卫队长的名字当然不会忘记。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拿破仑的窃取革命成果及其自我加冕为皇帝,在传统的贵族眼里,都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德瑞那先生看到旧木箱上的名字,从于连嘴里确认了于连是那人的外甥后,就毫不留情当着众人面骂他舅舅是“混蛋,因为拿破仑就是混蛋”,还公然告诉他,为了“体面和荣誉”,为他定做的制服,在他有一天离开的时候,是不能带走的。

这一经历告诉他,死去了的先人的老本不是那么好吃的,他眼里的珍贵的家族政治遗产,在现在的新贵族阶级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在他们眼里,他的先人甚至是个“混蛋”。

此后,他谨小慎微,又巧言令色。他对德瑞那先生卑躬屈膝,被其大声的呵斥和羞辱,他大气都不敢出;他到神学院,见到院长后,竭力巴结,曲意逢迎,试图赢得其好感和提携;他本来一口流利的拉丁语,为了不引起别人的嫉妒,在被点名到台上朗读的时候,故意结结巴巴,有气无力;到了巴黎,他大肆卖弄乖巧,压倒别人,获得接近红衣主教的机会,并在红衣主教面前,伪装毕恭毕敬,虔诚无比。

他在这样做着一切的时候,又都疑神疑鬼,在采取任何一个行动之前,总要在心底里反复问自己:我这样做,她,他,他们会怎么想,会瞧不起我吗?例如,他起初以为侯爵女儿要他明月之下爬梯子进她的房间,约会他是假,戏弄他是真,为此他烦恼不已:去赴约,她要瞧不起他怎么办,要不去赴约,她更瞧不起他又怎么办。最后,他心一横:女人有的是,荣誉只有一次,为了荣誉,失去这个女人又何妨,豁出去了!然而到了最后一刻,他又犹豫不决,差点放弃。他还藏了一把手枪在怀里,防止被捉或遭袭击时好反击,他跳进到她屋里的时候,手枪掉在了地上,被问“那是什么”,他居然撒弥天大谎,答:“我平时喜欢收藏枪支”!

他一面在强力人物面前夹起尾巴做人,一面却利用自己的身体资源和聪颖的才智,打起贵族女人的歪主意——当然,对于平民女子,例如德瑞那夫人的喜欢他的佣人和快餐店女招待,因为没有事业上的好处,他则是只奉献甜言蜜语,却决不会奉献身体的。

无论漆黑之夜勇敢无比,鬼鬼祟祟,爬上德瑞那夫人的床,还是皓月当空,拿起枪冲锋,浪漫无比,翻进二层楼上侯爵女儿的窗户,他在情场上的一切所为,都与爱情无关,都不过是在暗自搭建自己通向红黑之路的尽头的桥梁而已。所以,当德瑞那夫人在忏悔神父的逼迫下写成的证明信,摧毁了这桥梁的时候,他就以为是德瑞那夫人毁灭了他美好的前程,于是就再次表现出了他超乎寻常的“勇敢”:向德瑞那夫人举起了枪。他自己也因此玩完了。

作为艺术典型的于连的这些经历和作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现实中的英雄“于连”。他青少年时代,因为家庭原因,一度雄才大展,一度又被强力排除在革命的青少年团体之外。他和其他同样遭遇的青少年,结成另一个团体,对强力和革命的青少年团体进行疯狂的报复,却最终遭遇更大强力和人民团体的彻底清剿。他只好夹起尾巴来,直到历史又被强力重新颠倒过来。这种强力对强力的正反两方面对他的挫磨,是否使他像于连那样,导致过心理畸变,形成自卑情结,并终身为其困扰?

他的父亲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立过功,又为改开时代的
“4立方事件”的白色流过汗,在正当权的新贵们——他们其实是红色革命推翻的老贵族的衣钵传人——眼里,这都是“混蛋行为”。这就如同像德瑞那先生初次见到于连时,对于连舅舅的评论。不过,“于连”比于连要幸运得多,于连的舅舅过世之时,于连一无所有,而“于连”的老爹过世的时候,“于连”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庇荫,离个人奋斗的目标,只有不多的几个台阶了。

“于连”也和于连一样,天赋极高,聪明绝顶,并且善于利用这些天赋资源。他在发家之地的某城市,像于连那样对于红黑合一的代表人物顶礼膜拜,还在城市中心的一个特别显眼的位置,树立一个地球模型,背后是这人物的巨幅画像——这我是亲见过的,不是传说。这个立意和创作,据说,为他赢得了政治上的决定性机遇,为他打通了连接“巴黎”的路,正如于连赢得了神学院院长的青睐,而最终走向了巴黎。他在“巴黎”遇到的顶头上司是一位贵族女人,间接的上司,就多了去了,这样一来,还只凭巧言令色,左右摇摆,红黑通吃,此亦上帝也,彼亦陛下也,那是显然不行的。后来,据说,正是这位也曾很看重他的贵族女人,一怒之下,借助强力,一度几乎摧毁了他通往红黑之末端的桥梁——此是传闻,不过,我曾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位贵族女人,略知其性格,据此我判断,传闻有一定真实性。这似乎也有点像于连和德瑞那夫人的恩恩怨怨——当然恩怨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于连在设计和规划自己的奋斗目标的时候,没有哪怕一分钟真正确立过自己的实际人生目标。德瑞那夫人“违背两人的爱情”,指控他“引诱一个软弱和不幸的女人,假装大公无私,真实的目的是要控制这屋子的主人”,显然只道出了于连行为的直接层面,他掩盖在这个直接层面之下的雄心壮志,看起来似乎比“控制这屋子或者其主人”,要远为宏大得多:或者是主教的红色披风,或者是将军的金色佩剑。当他看到只比他年长几岁的红衣主教,披上红色披风,就能让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匍匐在其脚下之时,他把人生目标,设定为红色——信仰,而当他看到皇帝转过身去,就又为万民景仰,气势远压倒红衣主教之时,他又把个人奋斗的目标设定为黑色——至高无上的皇权!他始终游离在红黑之间,不知道自己真正追求的是神圣的宗教信仰,还是丑陋不堪的尘世权力。信仰可以让皇帝匍匐在自己脚下,让自己获得超凡脱俗的尊严和荣誉,但它那样虚无缥缈,而尘世权力,是赤裸裸的最直接的强力,一旦掌握,可以随心所欲,其实惠远在尊严和荣誉之上。这是他被强力扭曲的“自卑情结”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这样的游离,也出自他对于“红与黑”都是一知半解,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见后文)

“于连”也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服从信仰,还是该服从对直接的强力的欲望!信仰,共产主义,那是和上帝一样的虚无缥缈,服从它就意味着放弃一切现实的既得利益,把自己真正融化在工农阶级的浩瀚海洋之中,做毕生的奋斗,从此无我!而服从赤裸的强力的召唤,道路虽然险峻,毕竟痛苦是短暂的,只要一咬牙,革命就可能成功了,曾经遭受的屈辱,都可以雪洗,从此只有我。

其实,在显意识里游离于红黑之间的时候,在潜意识里,“于连”和于连,都服从了强力的召唤。所以,当侯爵以一个中尉的肩章,封他的嘴,将他“发配充军”的时候,他喜不自禁,从此不再有红色的烦恼,“于连”呢,当他明确了自己为红色所累,被强力边缘化的时候,他青少年的那种反抗精神,忽然间再次被唤醒。

于连,利用德瑞那夫人的不幸与痴情,以及侯爵女儿的单纯与对革命者的崇拜,“于连”则是努力发掘底层百姓对红色依然保留着的那份神圣情感和面对社会不公时油然自发的正义感。任何投机,都是赌博,在投机过程中,“人算总是不如天算”,“一个人的算多数时候总是不如一群人的算”。

这一番对比,在读者看来难免显得牵强附会,不过,我是从心理学层面做的对比,要说的不过是,于连由于自己的阶级出身,成长的早期即产生了“自卑情结”,“于连”则由于自己的家庭原因,成长早期曾遭遇强力的压制,也可能形成了类似的“自卑情结”。这导致他们人格的扭曲,表现为对尊严,荣誉和强力的畸形崇拜和渴望。此深层动机一旦形成,又不为其自身所察觉的话,必然导致其诉诸“个人奋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换句话说,赌徒心理是于连或者“于连”人生悲剧的又一个必然因素,它源于可能不为他们自身所觉察、存在于他们深层心理的“自卑情结”。这样一来,其成功是偶然,是侥幸,其失败,则是必然,是本当如此。

第三,从社会和政治层面看,于连对于他所处的实际社会环境和相应实际要面对的政治力量,缺乏必要的清醒认识。这是他失败的根本的因素,它是外部力量对他谋求一己之社会地位的个人奋斗的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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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同伟的爱情

当时,离法国大革命并不遥远,在被大革命搅动得天翻地覆的法国社会,自由和平等,作为大革命的遗产,表面上深入人心,但在本质上,由于为自由和平等的斗争过程充满了血腥,让所有的阶级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们依然只是一种理想,遥不可及,不仅不被复辟而重新掌权的贵族和教士阶级所接受,也不被向皇权提出过挑战、倡导理性、提出了这些思想的资产阶级所认同,更为悲哀的是,大革命被不同的阶级和不同动机的个人与团体所利用而遭失败之后,普通的民众似乎忘却了大革命的起源和实际目标,为大革命曾有的血腥骚动所吓到,只知道满足于现实的物质需求和感官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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