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郭妈妈还想要个女儿,现在看书有点想法都写不出来

我上面有一个大姐,有一个二姐,加上我,母亲一口气连续生下三个丫头片子。奶奶在叹气之余想着补救的法子,于是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引兄”。为什么叫“引兄”不叫“引弟”呢?皆因我们那个村庄坐落在安徽大别山深处,太偏僻太遥远,什么话传到我们那旮旯都走了形变了样:比如把“爷”喊成“爹”;把“爸”喊成“伯”;把“小弟”喊成“老兄”;就连“蚂蚱”都被叫成了“蚱蚂”……总之,我很争气,没有辜负大人们的殷切期望,两年后真的“引”来了一个“老兄”,也就是我弟弟。母亲夸我有福气,我也觉得自己挺有福气的,因为自从有了弟弟后,每年总有那么一天,也不是过年,也不是过节,突然我家养得最肥的老母鸡被炖到锅里满屋飘香的时候,那准是我弟弟生日到了,我又可以跟着一起吃肉喝汤了。

我想写下一百篇文章来介绍我,只希望你我相遇时已相识许久。

我们姐妹们也过生日,通常是吃个鸡蛋,还得我们自己记住那个日子,一大早提醒母亲说,妈,今天是我的生日。

听身边同龄人说,现在的孩子都没有童年,只有上学和王者荣耀。当然,我想这个“王者荣耀”只是手机的代名词而已。这句话还是很符合当下的情况的,我在不禁感叹的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童年。

母亲正在灶下忙着烧火做饭,头都不抬地回答,哦,我差点忘了——给你煮个鸡蛋。

童年大体可以用“小时候··· ···”这样的句式表达。

金沙注册官方网站 ,有时我们也会忘记自己的生日,过了好多天才想起来,母亲说:忘生好,忘生好,忘生长得快。又慷慨地说,要不,给你补个鸡蛋。

小时候,当然上学也是占了大部分时间的。

再过两年,母亲又给我们添了个最小的妹妹,脚大,大家都叫她“大脚丫头”。我父母有些失望,因为他们贪心不足还想再要一个男孩。可自从弟弟出生后,家里人都不喊我“引兄”了,觉得这个名字拗嘴,都随口叫我“小毛”,我怎么可能再引来一个弟弟呢?这可不能怪我。那时,我们村庄有一个郭妈妈,她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就想要一个女儿,可是她每次生孩子都是难产,每次都差点要了她的命,所以就第一个响应国家号召做了结扎手术。孩子是生不了了,可郭妈妈还想要个女儿,就和我母亲商量,要把我们最小的妹妹“大脚丫头”抱去当养女。母亲觉得她人品可靠,家里也不缺口粮,就真的让她抱去了。却未料奶奶知道后大哭大闹,当晚就跑到郭妈妈家里把小妹又抱了回来。至今母亲一回忆起这事,都惊出一身冷汗,说好悬啊,要真给了人家,我们都出来了,小妹一个留在大山深处可怎么办啊。

上课的时候倒也是没什么特殊,因为那时候总要写很多笔记,尤其是语文课,每一篇课文,总要做很多赏析:中心思想、写作手法、优美句子、隐含深意。总是连书页中空白的部分,行间距都写满。(又是说来惭愧系列,以前可以写那么多,现在看书有点想法都写不出来,或许是当时写够了,现在反感了吧。)所以没时间做点其它事。但是上学有两个最为美好的时间段啊:老师不在和下课。

我们家从此有了“四朵金花”,加上弟弟,姐妹兄弟共五个孩子,这在六七十年代也并不算多。那时父亲在外地上班,母亲一人带着我们,要下地挣工分,还种着一个大菜园,喂了几头猪,一群鹅,一群鸡,还学会了缝纫机给我们做衣服,衲鞋底,烧火做饭洗衣扫地,忙里忙外做不完的家务。但母亲做事麻利,脚下生风,精神十足,有使不完的劲。她还忙里偷闲在院里种上了火红的美人蕉,一颗巨大的月季树,满树的花朵,整个院里飘荡着花的清香。

老师不在,自然班里乱糟糟一团,虽有维持纪律的班长,有潜心学习的同学,但当时的情况下,大家的人还是想表针一样要不停地动的。跟附近的人除了聊一聊之外,还可以闹一闹。直到老师邻近,班里才会突然静下来,借老师的话就是掉根针都能听得见。

有一阵子,母亲发现我们家菜园里的菜总是被人偷,眼看泛红的西红柿缀在枝头,第二天去摘时却不见了踪影;还有黄瓜、豆角、葫芦等,时不时就找不到了。母亲请大伯帮忙把菜园周围的篱笆扎高一些,可大伯说,过路人口渴摘两个吃吃,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久,这个秘密被我发现了。有天中午我在院外追蝴蝶玩,一直追到菜园附近,大太阳底下,我看到大姐和二姐正抬着一根竹杆悄悄从菜园里钻出来,竹杆上挂着一根又粗又长的大黄瓜。我跑过去问她们干啥,她们低声说要抬到学校去,送给上海来的女知青老师。然后又威胁我说,不准告诉别人,否则不再带我到山上挖陷阱逮野兔了。于是我只能把这个秘密闷在肚子里。有一次她俩吼我,不许我独自在小河中的青石板上玩,我生气了,真想把这个秘密告诉母亲,但我还是忍住,直到长大。

下了课可就不一样了,那可是合法的玩闹时间。但是限于设备问题,也不过是些你追我跑、弹珠、翻牌等等跑跑跳跳的游戏。但是可就能一天一天的玩而不觉得腻啊。我还记得,有一次玩”警察抓小偷“为了让游戏更逼真我作为警察是要装睡一会儿的,可记不得怎么没有听见上课的铃声,老师进来后,亲昵的提着耳朵把我个不称职的警察抓了起来。

我们家特别热闹。村里的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来我们家玩,就是吃早饭的时候,最西头的叔叔阿姨也会端一大碗红苕稀饭,一边走一边“呼噜噜”喝着,一直走到最东头的我家,最后蹲在院子里的屋檐下,晒着太阳边吃边说笑。我有时纳闷,是不是饭端到我家来吃就格外香些?这还不是最热闹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是我大姨夫来我们家。大姨夫住在三十里外的街上,他是个文化人,高高的个子,五官端正,头发向后梳着,气度非凡,一看就像过去的教书先生。大姨夫每次来我们家时,都会带些奇怪的稀罕物,有一次带来一个圆圆的小南瓜,金光闪闪的,我们家舍不得吃,就把南瓜高高地摆在供桌上供着;还有一次,大姨夫带来一对洋鸭,羽毛可漂亮了,五彩斑斓的。可这俩家伙特别厉害,只要你靠近它们,它们就会脖子伸得老长把头压得低低的,嘴里“哈——哈——”喘着粗气直追你,来啄你的脚丫子。我们姐妹们都怕,绕道走,就连我们家的大黑狗都躲着它们。

手柄游戏机,几乎贯穿了整个小时候,在电脑出现后还存在了那么一段时间。那时候,几个人在一块儿,谁家大人不在家就在谁家玩儿,每个人总要分配好几条命,也不按时间,就看技术。如果是大人还没回家就散了,那估计就是有人赖皮,该换不换惹的其它人不高兴,但是过几天,还是会聚在一块儿的。

大姨夫一来,当晚全村人都会聚到我家院里,因为大姨夫不仅会写对联,还会说书。母亲把早在池塘里沤好的麻杆抱到院子里,大家搬个小板凳围圈坐好,一边剥麻,一边听故事。大姨夫通常坐在高高的廊檐阶上,手里端着个茶杯,不紧不慢地讲着聊斋里的女鬼故事——他总是讲女鬼,因为村里人就爱听这个……听着听着,大家后背阵阵发凉,毛发都竖了起来,剥麻的“咝咝”声也暂停了下来,时不时将凳子往前挪……故事讲完了,麻也剥完了,大家围坐的圈子小了一半,最后都站起身来,搬着小板凳心满意足地回家了。母亲边收拾麻边热情地送客:“好走,明晚再来啊,再来听书……”

那个时候,由于哥哥多,在他们到了不玩游戏的年纪,就把他们珍藏的游戏卡片都留给了我。那可是当时的一大笔财富,于此,我就比别人多了一份话语权,玩游戏也总会算上我一份。在自己的游戏机坏了之后,听伙伴说铝很贵,一斤就可以卖20,买一个普通点的游戏机,我们就决定要高一点铝过来。当时村里换线路,放学我们就到电线杆下找落下的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直到我家秤鸡蛋用的秤指到了一斤的时候,我们才拿到卖破烂的地方,想着马上就要到手的游戏机。可现实给了我们一闷棍,原来并不是那么贵,我们的财产只值一点钱,只够我们买点辣条啥的吃一吃。

母亲也会讲故事。夏天的晚上,母亲会在院外的竹林旁安置一张凉床,在地上插一根毛茸茸如蜡烛般的芦苇果,点燃它,白色的烟雾便飘散开来,驱除蚊虫。母亲把我们洗干净后一个个扔到凉床上,我们兴奋地在上面滚来滚去。那时,银河在夜空中流淌,满天都是眨眼的星星……母亲也终于忙完了所有的活,关好了鸡笼鹅笼,查看下猪圈,洗过澡,拿着蒲扇一摇一摇地走了过来。我们更加兴奋起来,抢着让母亲睡在自己身边。母亲上了床,躺下,我们都挤过去挨着她,她的那把大蒲扇在我们身上挥动,扇过每一个人,好凉快!我们让母亲讲故事,她说:“今天讲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吧。”

也有一个游戏,与我是很不利的,那就是打牌。那时候一个个都像大佬,带着大包,包里装满了纸,全是结结实实的书纸,练习本那种根本上不了台面。我由于技术不行且不愿撕书,总是跟着堂哥或者小伙伴一块凑个人数,有时就是看着,聊聊天而已。虽然有人赢了很多,但没见过谁买了多少钱,我觉得还不如我剩下的书值钱。

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听了很多遍了,但是还想听。

后来,慢慢长大了,见了电脑,有了手机,跟现在的孩子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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