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注册官方网站这是中国统一的重要力量,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形成文化上的统一

气候冷暖对历史的影响金沙注册官方网站 ,本人注:从今天起,陆续贴出《超越利益集团》一书被删节的内容。有些是整段删节,有些是零碎删节,后者一般不再贴出。为了读者方便,整段删节的内容在贴出时,适当地添加或修改了标题。应该指出,删节基本上是我自己做的,出版方擅自删节的内容不多。我自己之所以删节,一是因为篇幅问题;二是因为觉得叙述缓慢,进入主题太绕;三是因为有些话题可以考虑放在下一本书里展开讨论,在这里蜻蜓点水意义也不大。特此。
要说宋朝,不得不说点唐朝的事。但有些事情也不是唐朝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气候。唐朝时期气候比较温暖,一般来说,气候温暖时,长城以南的农耕文明就比较容易向北方推进,而农耕向北推广又使得人口增加。对于原先在北方生活的游牧民族来说,气温升高,农耕技术引入,也会带来选择:是接受农耕、放弃游牧?还是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态度基本上决定了他们对于中原文化最初的政治态度。不管怎么说,农耕技术的引入,生产效率要比游牧高。因此,在唐朝的记载中,我们经常看到北方少数民族“内附”或“归附”。例如,后来对宋朝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民族——建立西夏的羌人分支党项人,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在唐朝时期都自愿成为唐朝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说这都是天气的原因,然而,天气的确也算一个原因。对于北方民族来说,是否接受中原文化,意见并不一致,他们之间也会有分歧。
很多动物每年夏天都迁徙到北方,例如鸟类、驯鹿、鱼类,冬天再往南迁徙。北方很多游牧民族在古代也有这种情况,当然,人群的活动总不如动物那么明显和自由。气候整体上的温暖或寒冷,常常决定了北方民族南来北去的界限,甚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例如,气候温暖的唐朝时期有一部分党项人要求内附,唐朝政府便把他们安置到了四川,彻底改变了游牧方式,接受了农耕文化。契丹在接受了中原文化并建国后,采取了比较特别的方式。南方为农耕文化区,以汉人的方式管理,北方依然按契丹人传统的游牧方式管理。契丹在内部似乎没有因为两种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分裂,有些民族则做不到。例如几百年后的元朝,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实际上也是蒙古人对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选择。
气候问题对于历史的影响,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轴。当今世界大气变暖的话题也许会改变这种状况,但在历史上,很少有人以此为依据来研究历史。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一些研究成果,大多也是事后诸葛亮。有研究认为,唐朝后期,中国的气温开始下降,北宋的气温普遍比唐朝低。对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气温下降,适合农耕的范围南移,会导致他们游牧界限向南推进,或者因北方收获减少而对南方进行劫掠,这也是北宋在北方压力增大的原因。一些研究指出,南宋时期,中国的气温下降到相对最低点,下雪线南推到广西一带。由此,我们似乎也能理解原先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会大力南侵。宋朝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一般都在秋天,因为他们不习惯南方夏天的炎热,当然,与秋天是收获季节也有关。当气温普遍降低,他们发动南侵战争的时间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南宋时期,金国有时就在夏天发动南侵。元朝是一个短暂的温暖时期,使得部分汉化的忽必烈最终打败了依然居住在北方草原的兄弟,并且否定了把华北地区改为牧场的意见。在中国范围内,由于自然地理原因造成的南方和北方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气温升高有助于南方向北方推展,气温降低常导致北方向南入侵,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地球自然的气温变化,与当今所说的二氧化碳导致变暖关系不大。因此,当今全球变暖的话题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然造成的,又有多大程度是人为因素,值得探讨。
欧洲的南北方没有像中国一样比较明显的农耕、放牧的分界线,这是因为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大量的海岸线使得欧洲北方历史上长期处于渔猎、放牧和农耕的混合状态。大约在唐朝时期,欧洲气温升高,生活条件转好,人口增加。导致的一个结果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相反,不是南方的扩张,而是北方海盗南下,也就是欧洲历史记载中的维京人。
欧洲南方在温暖条件下没有向北方扩张,一是他们当时没有成熟发达的农业,南方待开发的区域仍较大,自己也显得劳动力不足;二是当时欧洲的农业人口没有人身自由,大都是人身依附状态的农奴;三是欧洲南方缺乏当初像罗马帝国一样强大的政权。相反,欧洲北方因温暖而人口增多,生存压力加大而经常南下,气候的改善使得在北大西洋上的航行更为方便和安全。由于文化的落后,北欧海盗南下当然不是去抓鱼,很多都是抢劫。于是,唐朝时期,欧洲海岸线频繁遭遇维京海盗的侵扰,他们驾驶不超过100人的船只,向南航行。如今的英国、法国、爱尔兰、西班牙的海岸线,是他们随意光顾的地方。有些维京海盗甚至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侵扰到马赛港。甚至有人说他们曾经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达了美洲,他们是海上游牧民族。
面对维京海盗的入侵,欧洲出现几种情况。其一,欧洲大陆上的分散政权无法抵抗,人们便纷纷投靠一些有能力的地方领主,这导致分裂势力的加剧。其二,远离大陆的英国差不多在北宋时期实现统一,原因就在于,更早从欧洲大陆来到不列颠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抵抗维京海盗,成功地将不列颠岛上的分散势力以一种方式整合了起来。其三,很多维京海盗离开北欧,来到西欧或南欧,觉得当地比家乡好,便定居下来。伊斯兰文明崛起的影响本人注:这里贴出的部分,都是《超越利益集团》一书原稿中的“第一章”。我自己在做了删节后,保留了“第一章”,但篇幅缩短了很多。出版方最终取消了“第一章”,将一部分内容合并到正式出版物中的“第一章”里,形成了与标题不太相符的“第一章、第一节”。读者可以在此前“两个目录”一文中看到这一差别。在这里,我不试图恢复原稿的“第一章”,只贴出被删节的部分,因而有些地方可能会显得跳跃、不连贯,读者可以同正式出版物的“第一章、第一节”做参照,相互补充。特此。
从汉唐到宋元,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呈现出一个规律:一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向外传播,带动其他地方的发展,一段时间后,受影响的后发展地区往往因为先进文化的注入而发展成为文化母体的威胁,从而形成抗衡,再形成融合。这像是一个同心圆,一点点地向外扩大。西藏是一个例子。唐朝以前,西藏很少进入历史记载,因为它的文化比较落后,对其他地区影响很小。自从文成公主入藏,将佛教和其他中原文化带入西藏,取代了较为原始的苯教,西藏获得了较大发展。虽然佛教进入西藏也发生了改变,但它适合西藏本身的需要和实际,使得西藏的文化得到提高,并借此促成社会组织方式的统一。从此以后,吐蕃因实力增强,经常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北宋在西北地区的主要战略之一,就是割断吐蕃与西夏的联系,避免他们连成一体。
一般来说,更高程度的文明总是在排斥武力的基础上获得社会组织效率的提高,这才是文明的真正价值。当这一文明向外传播时,其他后进民族往往首先接受其组织效率提高的好处,排斥武力或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总是滞后。因此,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组织方式,往往首先与后进民族崇尚武力的习惯相结合,成为原始的军国主义,从而给后进民族迅速带来实际好处,使它能方便快捷地享受文明的成果。后进民族意识到这种方式很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致都要经过一段时间,那时,他们才能理解排斥武力方式的真正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所谓先进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文明,那么,它的先进性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应该被否定。因为,它很难推广和长久。这就好比成吉思汗的蒙古文明难以长久一样。
然而,先进文明未必一定排斥武力方式,但一定有所约束。这就是中国古人长期对战争正义性的严格要求。虽然“师出有名”有时会变成某些人随意发动战争的借口,但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包括每一个老百姓,实际上都已形成了对战争正义性的执着要求。因而,中国所面对的战争往往是被动的、被迫的。这种对战争正义性的严格要求,在后进民族那里,至少在其崛起初期是普遍缺乏的,包括近五百年来的欧洲人。
宋朝在西部遭遇的情况与唐朝有显着的不同。唐朝玄奘西去时,西域还是佛教的天下,到了宋朝,伊斯兰文明已较大地取代了佛教原先在西域的地位。西域佛教与中原的一致性因伊斯兰文明的进入而受损,使得宋朝时的西域与中原产生较大的离心力。伊斯兰文明的核心是《古兰经》,从源头上说,《古兰经》源自于犹太教的《圣经·旧约》。犹太人的祖先是亚洲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源头是一样的,这也形成了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旧约》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关系。例如,亚当和夏娃最初生了两个儿子,哥哥该隐和弟弟亚伯。有一次,兄弟俩给上帝献贡品,哥哥该隐献的是庄稼,弟弟亚伯献的是羊。《旧约》记载说,上帝喜欢弟弟亚伯的羊,于是,哥哥该隐很生气,把弟弟亚伯杀了,上帝便罚该隐四处流浪。这个故事的实质就是人类早期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圣经》里经常出现牧羊人和羊群的比喻,说明了它游牧文化的起源,还没有真正进入农耕文化。因此,在7世纪前后,脱胎于《旧约》的《古兰经》的形成能够很快适应游牧民族的需要,也在情理之中。
《古兰经》出现之前,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书籍,只有一些零散的故事、诗歌,而且大都是口头传诵。伊斯兰教的创立者默罕默德去世时,《古兰经》依然没有成文,而是由不多的几个人全文背诵,背诵得是否准确和差异,成为后来争议和教派的源头。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总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这些问题包括人生、社会、自然等等。最早的时候,各种各样问题的解答出自不同的人,常常会互相矛盾。像《圣经》、《古兰经》这样的作品出现,可以说是把人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疑问、困惑,以及面对问题的解决方式,都系统化了。所谓系统化,就是消除互相矛盾的地方,对于各种事物有了统一的解释和统一的标准。与中国不同的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形成文化上的统一,靠的都是宗教,而中国从来都不是。只要文化上有了统一,社会组织能力就会提高。因为,社会组织方式有了共同的标准,而不会混乱。伊斯兰文明的迅速崛起,毫无疑问,与宗教对于文化的统一有着必然的关系。
伊斯兰教形成时,欧洲战乱不已,文化没能统一是关键。因此,当时欧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播基督教。进入1000年后,欧洲内部战乱相对减少,这与基督教全欧洲广泛传播有关,例如维京海盗后来大多接受了基督教,差异的消除,文化上的共同性提高,对抗自然减少。
伊斯兰教的出现,使得中亚地区原先如一盘散沙的各个民族,逐步实现了文化上的统一。唐朝时期,伊斯兰文明已经进入欧洲。一方面,他们占据了现今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地中海南岸向北岸推进。如今地中海中属于意大利或希腊的几个主要岛屿,当时都属于伊斯兰世界。欧洲教会那时大力向北推广基督教,与伊斯兰文明在南欧的压力也有关。
伊斯兰文明的迅速壮大,除了宗教将文化统一之外,还有几个原因。首先,罗马帝国分裂后,一部分转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当时叫做君士坦丁堡,或者叫拜占庭,史称东罗马。拜占庭较多保留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然而,地处欧洲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原先的世俗政权被罗马教会取代。由于同根同源的罗马天主教会与拜占庭的东正教会争夺宗教和世俗社会的统治权,罗马教会便排斥拜占庭的文化。因此,拜占庭所保留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未能在欧洲延续,反而被伊斯兰教吸收了很多。其次,唐朝时期,伊斯兰教向东扩展,与唐朝的汉文化发生了接触,纸张等技术传入伊斯兰,使得伊斯兰文明的提高和传播更加迅速,其文明程度高出当时的欧洲,以至于多年以后,让遥远的宋朝也间接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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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向西,由西向东契丹人建立辽国时,中亚地区,包括我国新疆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化已基本完成。辽国幅员辽阔,在其西部地区,已经与伊斯兰文化直接接触。虽然辽国奉行佛教,但是,它对伊斯兰教比较开明,一些西域的伊斯兰国家直接向辽国进贡,双方之间还有通婚。至今依然有一些国家以“契丹”来称呼中国。这个现象的本质是,当时的一些伊斯兰国家,并不清楚契丹与唐朝、宋朝的区别,以为契丹就是代表中国,代表过去的大唐。对于宋朝来说,通过西域贸易通道与伊斯兰的交往,本来是中原文明的利益所在,但是现在,这部分利益转到了契丹辽国手中,而且由于伊斯兰的繁荣,这部分利益比以前更大。
在这个变化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创立西夏的党项人在唐朝时,是唐朝的属臣,被赐李姓,这是唐代皇家的姓氏。五代以后,党项人对宋朝时叛时附,到李元昊时正式脱离宋朝,成立西夏。然而,在通往西域的贸易通道上,西夏经常谎称自己就是“中国”。有些来自西域的使者记载说,在中国之外,大约一个月的路程,还有一个中国。因此,唐朝灭亡以后的西域,西夏、契丹、宋朝被不同的人都认为是中国,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唐朝的时候,曾经是大家都可以赚钱的,而现在唐朝没有了,有些人便利用“中国”的名号开始赚钱。
北宋初年,伊斯兰国家大食依然向宋朝派遣使者。但是,宋朝因担心陆上通道不能畅通,便要求对方以后派遣使者走海路,先到广州,再到开封。虽然宋朝通过南方的海路,与遥远的南亚、阿拉伯也发生了贸易联系,但是,毕竟有相当一部分利益落入了契丹辽国和党项西夏的手中。辽国、西夏能够壮大,能够与宋朝抗衡,一方面与它接受汉族文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它占有了与西域伊斯兰的贸易利益有关。而造成这个现象,不得不说是唐朝后期的衰弱。唐朝衰落后的局面,需要宋朝来面对,而宋朝所面对的西部,确实是以前的汉唐所没有面临过的。
宋朝疆土之外力量的发展,既有与汉唐时期相同的、中原文化由东向西的放射影响,也有与之不同的伊斯兰文化由西向东的推进。这两种影响在宋朝3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了很多的变局,最终诞生了成吉思汗,以蒙古骑兵的神勇,打破了东西方力量的平衡,几乎扫荡了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了新的平衡。从文化上说,成吉思汗的作用就是,把整个欧亚大陆连成了一体,从而影响了极遥远的欧洲。他是欧洲人日后通过海洋,把世界连成一体的先声。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向外的传播方式与欧洲不同。对于中国来说,相对先进的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的确可以叫做“传播”,因为,它主要是非武力的方式。总体上说,中原文化作为传播者,和周边地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是平等的、自愿的,这也就出现了周边地区对中原文化接受的选择性,有的是在内容上的选择性,有的是在时间上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说明双方都是自愿的、自主的。武力只发生在周边地区要影响到中原地区和平的时候。比较而言,当欧洲文化显示出比周边地区的一点先进性时,欧洲很少像中国一样,以自愿的原则让周边地区接受。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但凡欧洲文化比周边地区有一点先进性,它对周边的影响大都是军事侵略。它常常表现为占领殖民地这一不平等的方式,胜利者拥有一切,失败者失去一切。例如着名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古希腊与近东地区争夺贸易利润。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取代古希腊、古罗马的地位后,一神教的排外性和独占性,也导致欧洲与周边地区始终处于文化的冲突和征服的状态。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恰成鲜明对比。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文化的先进程度与周边文化相比,超出很多,落差很大。自然落差的巨大力量,使得传播出现明显的倾向性。而欧洲文化的先进性与周边地区的落差并不大,比方说经商,欧洲人的经商意识并不比阿拉伯人、亚洲人高多少,因此,只能像成吉思汗、倭寇那样,以武力的方式,强迫别人实行他所需要的经商方式。
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人对待美洲印第安人、澳洲毛利人那样,为了自己的扩张而把其他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从肉体上消灭掉,自己鸠占鹊巢。中国文化的这种温和特性,的确使得周边地区发展起来以后,反过来对中原文化造成威胁,甚至包括近500年来大受中国文化恩惠的欧洲,也忘恩负义地严重威胁中国的生存,重复成吉思汗的故事。无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合理性都是独一无二的。迟早有一天,东西方之间还会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关键就在于现代人对这一内涵的真正理解。欧洲中心论已经严重扭曲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内涵的认识。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普世性等特点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纠正欧洲中心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内涵的扭曲?也是本书的目的之一。分裂的力量唐代是地域和文化都有很大扩展的朝代,唐朝的灭亡是因为地方藩镇势力太大。所谓藩镇势力大,是因为地方上的藩镇,自己不仅有兵权,还有财权和用人权,如此一来,中央政权对地方权力失去了必要的掌控,自然容易出问题。宋朝建立后,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非常重视吸取唐朝的教训,这是后话。对于唐朝来说,给地方政权较大的权利,也是顺其自然的方式。比如说契丹,唐朝初年,契丹背弃突厥归顺唐朝。此后,契丹与唐朝的关系有多次反复,一般来说,契丹叛唐时,唐朝就打,契丹附唐时,唐朝就授予其管理当地的权利,例如,在契丹活动区域的松漠都督府,几经置废,就是因为契丹对于唐朝的反复。而所谓都督府,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藩镇的源头。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例如后来对北宋、南宋造成重大影响的西夏,原为党项人,在唐朝之前,史书记载党项人“不知稼墙”,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农业。因为对唐朝有功,建立了党项人自己的都督府,后来也成为尾大不掉的藩镇。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立由少数民族自己管理的都督府,类似今天的民族自治,因为,尽管这些少数民族开始接受农耕文化,但依然保留了不少原来的习惯,出于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以及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允许其部分自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治没有处理好,最终成为乱源也是一个历史教训。这一教训换一个角度看,与边疆地区藩镇坐大相对应的,就是唐朝中央政府到中后期的过于软弱。
唐朝的中央政府到了中后期,问题很大,不一一罗列,只说其中之一,宦官势力膨胀。宦官就是太监,世界上很多地方历史上都有太监,只有中国历史上的太监最发达,因此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大问题。历史上虽个别宦官很有贡献,但总体上说,宦官集团是一个缺乏道德操守的特殊利益集团。唐朝中央政府宦官势力膨胀,把持朝政达150年左右,从本质上说,它使得中央政府的威望严重下降。虽然宦官掌握的神策军实力也很强大,但是,文明的社会管理方式,一定不是完全靠武力,在依靠武力的同时,更需要道德威望。因此,唐朝由宦官把持朝政的严重后果,就是中央政府的道德威望丧失殆尽,本来社会各层面应该相互协调的各种利益,发生严重倾斜。在这种局面下,藩镇的离心力更大。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权利失衡,导致组织能力下降,藩镇的叛乱也难以平定。北宋的欧阳修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这样写到:“盖自古为天下者,务广德而不广地,德不足矣,地虽广莫能守也。”欧阳修此论针对的是最高权力的道德形象,不能说没有道理。唐朝中后期,中央政权道德威望的丧失,是宋朝想要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教皇给查理曼大帝加冕的称号是“罗马人的皇帝”,这个称号有点名实不符。它的另一层含义是,罗马教皇要显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以区别远在拜占庭的东罗马。这样一个巨大的现实利益矛盾,在中国没有。它导致的后果,到今天的欧洲依然存在,这就是罗马教会与东正教的对抗,双方各自认为自己是正统。今天的俄罗斯能够对西欧强硬,很重要一点就是有东正教的宗教正统撑腰。因此,欧洲的统一又多了一个障碍。在中国,不管是唐朝还是五代,还是宋朝,统一的力量始终大于分裂。欧洲人也想统一,但除了宗教造成的对峙外,还有一些因素也造成分裂。(注:由于删节的原因,这几个段落显得过于跳跃。)
如果今天人们要用“家天下”这个词,应该意识到,中世纪的欧洲才是真正的“家天下”。在中国,“家天下”已淡化,到了宋朝,“公天下”成为了共识。查理曼大帝的孙子们分家所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更严重。由于他的三个孙子把国家当成家产来分,敌对情绪非常严重,丝毫不顾及兄弟感情。因此,分完家产之后,他们又开始分语言。当时他们还没有文字,拉丁文是通用的文字,其他只是方言。于是,分到今天法国这块地方的,便只用法语方言,分到今天德国地方的,便用德语方言。用中国的情况类比,就好比一个孙子用山东话做标准语言,另一个用陕西话做标准语言。不仅如此,他们后来还把山东话和陕西话搞成了不同的文字,分裂的力量进一步加大。
在宋朝以前的1000多年,秦始皇已经统一了文字,各地的方言不管发音如何不同,文字始终是一样的,这是中国统一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不同的发音是一种分裂的力量,那么,共同的文字就是统一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文字以独特的方式,克服了欧洲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欧洲文字是表音文字,当语言发音不同,表音文字很容易就能创造一种新文字,从而使得分裂的力量得以强化。而中国的文字是表意文字,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符号。比方说“人”,不管各地的人们发音如何不同,但这个字从符号上都代表同样的含义。中国的文字在统一与差异间找到了平衡,而统一的力量始终高于分裂的差异,这一巨大的统一力量不是光凭武力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优秀文化难以抗拒的先天性力量。从源头上说,中国在汉字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是统一和差异相平衡的文化。而欧洲在表音文字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它分裂的力量大于统一。尤其当中世纪时,拉丁字母被借鉴用来形成各个方言地区的文字时,这种分裂又获得了更大的动力。虽然欧洲有基督教作为统一的力量,但是,当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对《圣经》的不同解释。到欧洲各国表音文字陆续诞生的时候,这种状况又重新出现,分裂便得以加剧。所以,查理曼大帝几个孙子的分裂,还只是开头,欧洲日后的分裂更为严重,把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拖入战争毁灭的边缘。
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欧洲则是在相当于北宋初期的时候,才开始出现法律上的“长子继承权”。今天的人们可能觉得长子继承不太公平,但在王权时代,当君王的后代关系到国家最高权力时,长子继承制是最简单的一种办法。不管它有多少不合理,它最大的好处是避免权力分裂,避免权力交接时不必要的纷争,形成一个规则,这就是制度。
中国历史上也有人破坏这一制度,但是,第一,如果破坏这个制度没有造成什么坏影响,例如唐朝的李世民,那么,他也要被历史记录下来,成为他的一个污点。第二,预谋破坏这一制度的行为,往往会造成动荡,甚至产生更坏的结果。因此,在政治上,这个原则基本上是不能挑战的。中国历史上几个主要的朝代,只有清朝将嫡长子继承变成了秘密立储,这是为避免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另一种继承制度。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到皇权继承之外,中国普通百姓在财产继承问题上,又比欧洲显得成熟,不像欧洲那么死板。中国古代,总的来说是鼓励大家庭,不提倡分家。但是,如果要分家,“诸子均分”或“依遗嘱执行”都可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欧洲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已经用复杂的制度来适用复杂的社会需要。澳门新葡京云顶集团 ,统一趋势的薄弱查理曼大帝被教皇加冕,目的是教皇要显得比世俗王权地位更高,这个观念在欧洲后来的历史上由教会理论家明确提出,因为教皇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因此有权管理地上的所有人,包括对世俗君主的认可和废黜。但王权并不乐意如此。王权有时候需要教皇认可的名誉,有时候也需要脱离教皇权利的自主。用今天的话说,这叫主权。如果一个主权还要听命于遥远的罗马教皇,常常会造成冲突。这种多个利益相冲突的结果,在教皇驻地附近更明显。意大利是现在国家的名字,在唐朝向宋朝过渡时期,意大利不是今天的样子,我们可以用亚平宁半岛称呼它。
亚平宁半岛并不大。唐宋之交,如果把亚平宁半岛上权力界限划分清楚,大致像一个马赛克拼图。北部主要是意大利王国,还有一些独立的城市。中部是教皇区,或者叫教皇国,还控制着周边几个小国家。南部则属于拜占庭。地中海上的西西里属于阿拉伯人。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威尼斯。从权利关系上说,威尼斯属于远在土耳其的拜占庭,从地理位置上说,威尼斯在意大利北部。按说罗马教会要收回威尼斯的权利也不难,这么一个小地方,随便哪个国王经罗马教皇的一个暗示,三下五除二就能把威尼斯解决了。但是,欧洲当时需要与东方的贸易,威尼斯与拜占庭的特殊关系,使得拜占庭只认可威尼斯的贸易权利。如果罗马教会把威尼斯变成自己的领地,与东方的贸易很可能会中断。于是,威尼斯基本上成为在欧洲的飞地,为了一种特殊利益,而没人管它。当然,罗马教会也不能让它发展得太大。
威尼斯是一个典型,在欧洲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平衡下,获得奇怪的独立,从而成为欧洲中世纪最发达的城市,但人口也就几万人,与当时中国的城市不可同日而语。威尼斯虽然与拜占庭有特殊关系,但是,为了利益,它并不完全维护拜占庭。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曾经为十字军提供过船只,从海上进攻拜占庭。这当然是为了钱。以后欧洲出现的一些所谓独立的城市,都有威尼斯的明显特征:为了钱而不顾原则。因为它没有原则:没有国家、没有民族,只有贸易的利益,经济利益就是唯一的原则。
教皇权力的存在,是意大利长期分裂的原因。换一个角度看,世俗权力的分裂、削弱,事实上是教会权利增强的必然。当时的欧洲,教会是统一的力量。如果把教会类比成中央政府,那么,世俗政权就相当于地方政府。地方世俗政权如果强大,就更容易挑战教会的中央权力。中央权力的宗教性和地方权力的世俗性,使得欧洲在权力系统的本质上就不协调。所以,欧洲教会中央权力的扩张,同时伴随着文化上的征服和思想统一。因为,当时欧洲的很多民族在文化上都比较落后,中央权力以宗教方式介入地方,必然要求改变地方的文化习惯,从而引发很多冲突。
在中国,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矛盾,在文化上引发的冲突,远没有欧洲那么明显。即便是汉文化向外传播,也不以宗教思想的统一为原则,而是世俗政权的制度形式。由于制度形式的改变,对于后进民族好处更多,因此,中国没有欧洲那种传教士,跑到每个地方,拼命要求别人放弃自己的文化,接受基督教。相反,在中国文化辐射的地区,都是后进民族从主动或自愿接受中原的制度形式和中原文化,从而在世俗社会中,渐渐融为一体。如果中原文化没有这种本质上的先进性,这种状况不会发生。中国以自己客观上显而易见的优异,吸引了别人自觉接受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并且听从别人的自愿。但是,欧洲教会则是自认为自己最先进、最正确的制度和文化,便强行要求别人全盘接受,并且否定所有选择性吸收的价值。虽然当今欧洲教会已没有多大的世俗权力,但是,它所遗留的方式在当今西方世俗文化的扩张中依然存在。在客观上,教会的先进和正确并不明显,尤其是经济发展。在中国,只有当中央政府自身出问题之后,地方政权才会与中央发生激烈对抗,对抗的目的常常是“取而代之”,自己成为新的中央。在欧洲,不管教会作为中央政权出不出问题,对抗都始终存在,因为宗教和世俗,两者的根本利益所在不同。因而,在欧洲发生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对抗,结果并非要以新的中央取代旧的中央,而是要求地方世俗政权独立,彻底摆脱中央的宗教权利。
中国在宋朝以前就已经明确,宗教不可以成为最高权力,中央权力一定要掌握在世俗权利手中。1500年左右,欧洲教会的中央权力逐渐被抛弃,类似成为中国历史上没什么作用的东周王室,欧洲便进入了战国时代。与中国不同的是,号为天子的东周王室虽然没什么影响力,它毕竟是一个世俗的权力。春秋战国打完几百年后,新诞生的世俗权力改造性地恢复“天子”的统一权力,在中国成为很正常的选择。然而在欧洲,由于教会与世俗权力有很大差别,并且时常矛盾,它作为中央权力的最高地位丧失后,没有人再试图恢复教会形式的中央权力。
文艺复兴期间出现的马基雅维利,以薄薄的一本《君主论》受到欧洲当时无数集权君主的欢迎,实际上,其思想内涵无非就是中国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所谓权术而已。但它并没有促进统一,反而助长了类似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分裂。尤其当拜占庭最终被伊斯兰攻占以后,欧洲统一的传统最终没能延续,到今天依然难以出现。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历史,实际上是摆脱宗教的中央集权后,各个世俗政权开始追求自己的“地方中央集权”。参照中国的历史概念来说,当今欧洲的国家,都是坐大的地方势力,依然处于中国的战国时代。中国和欧洲对于统一和分裂、中央与地方的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早在1000年以前便已经存在。自从美国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之后,西方才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步。然而,在欧洲教会被排除了统一的资格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的欧洲历史中,还没有出现一个像秦始皇那样的世俗权力将欧洲统一起来。至今,欧洲依然为此苦恼。从欧共体到欧盟,欧洲统一的道路极为漫长,至今依然看不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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