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注册官方网站中国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称,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形成的有机、兼业化的农业

生态农业:美国的资本深化的大农业用了29亿亩耕地和数百亿美元政府补贴,才生产3亿多吨粮食;中国用差不多一半的土地和不到一半的补贴生产了5亿多吨粮食。若以单位面积计算农业效率,中国仍然是土地产出率最高的国家。

北京1月23日 –
中国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称,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65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15.46亿亩,确保建成8亿亩、力争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形成的有机、兼业化的农业,在切实而有效地在养活了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同时也最好地维护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而且,他还对比了西方人形成的美国大农场才搞了100年就严重地破坏了资源环境的教训。

新华社周一报导称,要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尊重历史与科学证伪

“牢牢守住耕地红线,确保实有耕地数量基本稳定、质量有提升。”意见指出。

——为蒋高明书序

意见并称,要坚决防止耕地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数量不到位、补充耕地质量不到位的问题,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现象。已经确定的耕地红线绝不能突破,已经划定的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绝不能随便占用。

中国古代先民自7000年前开始驯化野生蚕和野生稻,并且由此逐渐形成传统农业以来,伟大华夏文明之源远流长,乃在于她的立体化的循环兼业的农业从来都是有机的;奠基于其上的“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兼业化家庭资源的组合投入蕴涵着深刻的农户理性;相应地,聚落而居的乡土社会内涵具有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村社理性。

意见要求,从严核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从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对建设用地存量规模较大、利用粗放、补充耕地能力不足的区域,适当调减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探索建立土地用途转用许可制,强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转用管控。

这个两个东方特色的经济理性,从来是有利于维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可持续的。

意见并要求,全面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将永久基本农田记载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范围内的耕地要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重点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发稿 张晓翀;审校 杨淑祯)

出于对历史真实经验的尊重,我的两个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中达到较高国际性程度的博士生2010年翻译出版了《四千年的农夫》——100年前的美国农业学者富兰克林.金博士到中国调研小农村社制经济,不仅认识到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形成的有机、兼业化的农业,在切实而有效地在养活了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同时也最好地维护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而且,他还对比了西方人形成的美国大农场才搞了100年就严重地破坏了资源环境的教训。

如今翻阅此书,富兰克林的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可谓既简单又深刻——百年轮回而已。也因此,这本书在发达国家和在除了我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流行了近百年。其实,如果那些指称中国落后美国几十年的书斋农业学者愿意实事求是地做点比较,客观效果本来也很清楚:美国的资本深化的大农业用了29亿亩耕地和数百亿美元政府补贴,才生产3亿多吨粮食;中国用差不多一半的土地和不到一半的补贴生产了5亿多吨粮食。若以单位面积计算农业效率,中国仍然是土地产出率最高的国家。

诚然,事物总是表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最近20年间各地盲目追求农业现代化和农村资源资本化近乎荒唐到自断股肱的地步,早就被联合国专家批为邯郸学步;有关部门过于短视地跟风上个世纪苏联“斯大林主义”和美国“福特主义”并驾齐驱的大农业,才导致中国农业单位面积的化学化程度蹿升到世界第一,农业随之也势所必然地成为了整个中国面缘污染最为严重的领域!而随伴着这个激进的农业产业化大潮汹汹而来的,则是食品质量与环境安全等影响稳定大局的社会群体性治安事件愈演愈烈……

于是,我在近年来的各种发声中不断提示:中国自从1990年代一度放弃执政党作为基本制度的三农政策导向而发生了单纯强调农业产业经济的方针问题,不仅有悖于国情而且直接造成了最近20年追求产业化、资本化之中必然导致的农业过度依赖化学化;已经符合逻辑地制造了严重的污染和安全“双重负外部性”!这也是三农问题之所以反反复复地被强调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的客观前提……

终于,人们在单纯追求农业GDP的反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所带来资源环境大规模被破坏之后,在2007年重新认识到需要强调“生态文明”,在2008年重新确立了在未来2020年要实现的农业发展目标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简称“两型农业”,见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这些战略和政策调整,体现的应该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之古训。

而在这种国家宏观战略全面反思和农业方针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关键时期,蒋高明这本书的出版,就显得恰逢其时。

不过,蒋高明这本书可不仅仅是为了证明2007年执政党强调“生态文明”和2008年强调“两型农业”的正确性;而是心无旁骛地开展6年科学实验的结晶。也就是说,在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之前,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基本原则的科学家就已经先期开展脚踏实地的试验了。中央政府的英明决策,大体上与“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民间努力交相辉映。

与之呼应的另类民间努力是,此前的2003年,我们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创办了乡建学院,随即开展的新乡村建设多种活动中,“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算是个本源于基本国情和乡村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年培训和发动农民组建了多个有机生产者合作社。在乡建学院的立体循环有机农业初步成型之后的2005年,尽管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蒋高明,但就在他酝酿着要回家乡开展科学实验的同一时期,我们强调新乡村建设要借助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公平贸易”理念,在城市开展市民消费者的有机消费合作社建设,通过市民分担有机农业的机会风险来带动农民有机生产者合作社的产品在城市销售;以此促进城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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